雨果与《伯尔尼公约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不仅是著作权保护方面的第一部世界性多边国际条约,也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权条约之一。该公约于1886年在瑞士伯尔尼缔结,初始版本语言为法语(Convention de Bern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 (1886))。

为何初始版本用法语,那就绕不开一位关键人物,他就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法兰西莎士比亚”的文学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雨果是法国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其创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时至今日都在世界文坛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让我们将目光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法国巴黎,一起探寻雨果与《伯尔尼公约》之间的奇妙联系。

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法国文学创作非常繁荣,读者所熟悉的勃朗特三姐妹所著的《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格雷》都产生于这个时期。雨果在这时期也创作了许多丰富的文学作品并从中获益,“1822年6月,雨果的第一部作品《颂诗集》问世,挣了1000法郎;1826年出版的《颂歌与民谣集》和1827年出版的剧本《克伦威尔》分别使雨果获得了3000法郎的收益。再后来,《悲惨世界》为雨果创收30万法郎;1870年以后,雨果因为其旧作一版再版和新作不断问世而迅速积聚起巨额财富,仅长篇小说《九三年》的稿费就高达7万法郎。”[3]然而,一位作家越是名噪一时,其受到的经济损失可能就越大。由于缺乏详尽的史料记载,我们没有找到雨果因盗版而损失的实际费用,但从当时普遍的经济现实中,可见一斑。“戏剧作家总是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其著作权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剧院老板和演员们往往会最大限度地攫取戏剧演出获得的利润。”[4]此类侵权行为也是不分国界的,“在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作品被美国出版商疯狂掠夺之时,法国作家的作品也饱受瑞士、德国、荷兰,特别是比利时的盗版活动之苦。”[5]雨果意识到,虽然他的收益逐年增多,但是很可能大部分金钱都流入了盗版商之手。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不仅国内的法律无法有效地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国际法律环境也十分割裂,大多数国际条约都是区域性的。如果没有法律保障,那作者在这场“文字买卖”中就始终处于劣势地位。雨果对这个现状感到十分的困惑,故而,以他为代表的各国文学大师们都积极呼吁倡导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及建立国际著作权条约。

1852年,法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抓住了先机,其单方面决定无论国籍如何,对所有作者给予平等的保护,此举为法国在《伯尔尼公约》中起重要作用埋下了伏笔。随后,“1858年9月27日,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of Authors and Artists)在布鲁塞尔举行了首次会议,“与会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代表着许多不同的利益,可谓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学大会。”[6] 该会在1861年和1877年又召开了两次会议,要求各国政府联合起来通过国际条约保护作者的合法利益。虽然这些会议结束后没有实质性地产生一部国际条约,但它们为接下来一场重要会议的举办奠定了基础。

1878年巴黎国际文学大会召开,维克多·雨果主持了会议。他在大会上就建立国际著作权制度的必要性发表了主旨演讲,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于1878年6月29日上刊登的相关报道写道:“英美两国注意到了本次大会,并且尤其注意到了雨果在此次大会上扮演的角色。”[7]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文学大会包含在187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之中,除此之外,还包括了邮政会议、货币会议、度量衡标准会议等28个会议,共有来自全世界共36个国家参展,共吸引了超过1600万参观者,其中也包括清朝代表团,足以可见法国文化在当时的影响力。

雨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道:“我们所处的这难忘的一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谣言和喧嚣,庄严地打断了突然爆发的敌对行动,为文明发声。可以说,这是顺从的一年。它用一个新的的议程——进步,取代了旧的议程——战争。”[10]雨果称赞这一年必须服从一个向前的运动,用进步去代替战争,那么在著作权领域,这种进步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雨果认为,作品是进步的一部分,它是允许文明进步的本质,所以要确立尊重财产的原则,即他所说的:“让我们确立文学财产!作者从事的是一项崇高的使命,然而,所有古老的君主制法律都拒绝承认文学财产,为了什么目的?为了奴役。作为(文学财产)所有者的作家是一个自由的作家,剥夺他的财产就是剥夺了他的独立性。如果把作者的权利抓得太紧,则会奴役思想。”[11]所以,如果书籍作为财产和文学是有价值的,作家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护。

其次,更为重要的进步是,要确立对公有领域的保护。书,作为书籍,属于作者;但作为思想,它属于全人类。雨果将公有领域等同于人类权利和人类精神的权利。他说道:“如果在作家的权利和人类精神的权利中牺牲一项的话,那肯定是作家的权利。因为公众利益才是我们(作者)关心的问题,全体人民必须站在我们的面前。”当然,他也强调不是真的要牺牲作者的利益,因为作者和公众的利益实际是一样的,他幽默地说道:“二者像光一样一起旅行。”[12]

最后,这个进步源于协调作者权利和公共领域的关系,雨果提出了强制性许可制度:“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商可以随意出版一部作品,前提是他们要向作者的继承人支付一笔强制性的版税,且该版税不得超过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到十。”[13]因此,雨果认为著作权必须是可以继承的,因为比起出版商,他们是公有领域作品产生资金的更好接受者。不过有意思的是,“一百多年后,一位雨果的后人试图以作品的完整性为名,阻止其他外国作家所谓的《悲惨世界》续集的出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14]

这次大会结束后,通过了五项决议,其中有两项与雨果提出的观点十分契合,分别是:“第一,作者关于其作品的权利不是‘法律赋予的’,而是立法应当保护的财产之一;第二,在任何国家的期限届满后,任何人都可以复制作品,但必须向继承人或法定代表人支付固定的使用费;继承人不得阻止准确的复制,但必须服从作者的意愿。”[15]

大会结束后的第4年,即1882年,由雨果担任主席的国际文学和艺术协会正式成立。次年,该协会设法说服瑞士政府,召开外交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它们的最终目标在于遵循19世纪多边条约、公约和协议蓬勃发展的趋势,制定一项关于作者权利的条约。

于是,“1884年,瑞士政府在伯尔尼召开了旨在成立文学产权保护联盟的非官方会议,会议起草了包含十个条文的国际条约。”[16]当以上条约草案得到一般性通过后,瑞士政府邀请多国政府召开会议并成立了伯尔尼联盟。1886年9月9日,《伯尔尼公约》终于成功缔结,签署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利比里亚、海地、突尼斯和瑞士这十个国家。次年,除利比里亚外的9个国家互换了批准书,成为公约的首批成员国。

该公约以三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国民待遇原则”“自动保护原则”及“独立性原则”,实现了雨果呼吁建立国际著作权条约的初衷,即对于起源于一个缔约国的作品,每一个其他缔约国都必须给予与各缔约国给予本国国民的作品同样的保护,且该保护的取得不得以办理任何手续为条件,也不依赖于作品在起源国是否存在保护。

雨果所主张的文学财产权,公约规定了各项专有的许可权作为保障。例如,其中包括复制权,缔约国可以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允许未经许可的复制行为,但条件是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至此,缔约国内的作家们不必再受困于无法可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盗版商的非法复制行为。雨果极力主张的“公有领域”,公约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准许对经济权利规定某些限制或例外,即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经版权所有人授权,也不支付报酬而使用受保护的作品。”在条文中具体体现为第九条第二款:在某些特殊下的复制、第十条:引用和以教学示例方式使用作品及报刊文章或类似文章的转载和在时事报道中使用作品、第十一条:为播放而制作暂时录制品,这和我们如今熟知的“合理使用”制度十分相似。由此可见,雨果的著作权主张在《伯尔尼公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雨果于1885年5月22日与世长辞,尽管他没有亲眼见证《伯尔尼公约》的诞生,但他为促成其诞生所付出的努力,却令人难以忘怀。“法国议会两院作出决定举行隆重国葬,将雨果安葬在先贤祠,法兰西民族给予一位文学家如此崇高的礼遇在历史上是首次。1885年5月30日,法国巴黎沉浸在无比悲痛中,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向雨果致哀诀别。”[17]

[3] (西班牙)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和邻接权》,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2000年版,第322页。

[4] 李宗辉:《西方文学艺术史上作者的著作权意识自觉》,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3期,第36页。

[16] 李宗辉:《西方文学艺术史上作者的著作权意识自觉》,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3期,第37页。

[17] 于平安:《雨果与伯尔尼公约》,载《世界文化》2008年第2期,第41页。

[1](西班牙)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和邻接权[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2000.